曾擔任英國首相十年的布萊爾本月在《紐約時報》刊出專文〈民主政治是否已壽終正寢？〉指出，放眼全球民主政治狀態欠佳，許多體制機能失調，許多政府都在拚經濟，卻難推動必要的決策。新興民主國家滿足公民需求的能力還不如某些獨裁專制，至少短期是如此。人們對民主政府的希望幻滅，而缺乏強有力的領導做成有效的決策，正是失落的關鍵。西方反思中國制度if (typeof(ONEAD) !== "undefined"){ONEAD.cmd = ONEAD.cmd || [];ONEAD.cmd.push(function(){ONEAD_slot('div-inread-ad', 'inread');});} 政治學者福山在新著《政治秩序和政治衰落：從工業革命到民主全球化》指出， 自由民主政體或許必須被某種更好的制度取代。在錯誤的情況下，民主制度也可能成為引發不穩定的因素。因為民主使政府面臨太多相互衝突的要求，從而侵蝕政府施展權威的能力。福山的核心論點是：一個秩序良好的社會需要三個構成要素：強政府、法治和民主問責；三者缺一不可。但政治現代化本身並不能解決任何問題。最重要的是把順序擺對。民主並不是第一位，強有力的政府才是。相較之下，中國因帝國歷史傳統而擁有強大的中央政府，但在法治和民主問責這兩方面較弱。這正是中共十八大四中全會強調依法治國與依憲執政的重要意義。由於中國大陸快速崛起，以及英美式民主政體內部正面臨左右對抗，形成零和競賽的對峙危機，導致西方各國開始反思中國發展的有效性與正當性。但是，中國經驗到底是一套有別於西方民主的另類模式，或只是種暫時的過渡性選擇，還有待深入探討。1990年代以後，以鄧小平為首的中共領導人採取了一系列的改革維穩措施，形成獨特的中國經驗，其中重要內容包括：一、建立領導人任期制度，嚴格限制為兩任共10年。並規定擔任職位的最高年限，中央委員為63歲，政治局常委則為68歲。據此預設了培養接班人，甚至儲備隔代接班人的世代交替機制。二、堅持列寧主義黨國體制的職官名單制，採「精英遴選」以取代西方民主的「大眾直選」。民主直選局限在基層的縣、鄉一級，村民自治已普遍落實。三、採取權力集中的集體領導，而且係以派系共治、功能區分為前提，但每一位政治局常委擁有在其專屬領域內的基本決策權，當遇到重大問題時，則透過集體協商解決。四、確定意識形態的正當性為政權維續要務。從改革開放初期的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」，到江澤民推動「三個代表論」，乃至胡錦濤主張「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」，以及習近平的「中國夢」，都試圖對政權階級屬性、國家發展階段、社會群眾基礎，乃至現代化建設內涵，提出新的意理解釋。這充分凸顯中共對文化霸權與意理論述的高度重視。但是，在鄧小平推動務實的經濟改革之後，中共領導人卻缺乏對國族認同、民主法治與經濟發展這三大層面的互動影響進行更深一層的反思，想一舉就從「民族」跳躍到「民生」的範疇，卻忽略了「民權」層面的憲政主治與法治權威的重要性。目前，大陸正面臨階級快速流動、市民社會勃興、地區發展落差與民族地區紛擾等因素，直接挑戰著政治權力的核心；至於官吏貪腐，政商糾結與大量資金外流，則對社會維穩構成巨大的挑戰。補民權主義之不足30年來，中國大陸改革開放的成績頗受世人肯定，但衍生的問題也不少；若能進一步強化法治建設與民主問責機制，以補民權主義之不足；並逐步建立起公平公正的國家考試及基層選舉制度，落實以縣自治為基礎的直接民權，讓各級人大成為真正的實權化「權力機關」，進而建立獨立的司法與監察制度，構建以憲政主義為核心的法治體系，中國大陸就能逐步克服當前維穩與發展的挑戰，形成具實效的「中國模式」。（作者為國立金門大學教授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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